月归档：六月 2010

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小张告诉记者，此前遇到经济或生活问题时会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而现在可以直接去找工会了”。 　　日前，浙江首个工会志愿者服务站在杭州正式成立，创办近4年的民间公益组织——“草根之家”也被纳入了这个由新杭州人志愿者组成的工会“基站”。这标志着浙江工会的触角正不断延伸到基层，延伸到外来务工人员最密集的地方，给基层务工人员带去贴心的关怀和帮助。 　　草根之家：打工者的精神家园 　　2006年7月1日，来自江西上饶的徐文财等新杭州人，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个名叫“草根之家”的网站，作为新杭州人的精神家园。时隔二年多，2008年11月23日，他们又在社区租房创办了“草根之家”文化中心，供新杭州人学习、娱乐和交流。 　　从此，这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志愿组织的自助互助的公益机构在杭州深深扎根，旨在搭建自助互助的爱心平台，凝聚最广大草根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 　　“一直以来，城里人对外来打工者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看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我们来说，不管是建立网上精神家园，还是现实中的文化中心，我们只想把打工者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城市居民。”已经在杭州生活16年的徐文财说。 　　据了解，草根之家建立起来后，新杭州人纷纷加入。截至目前，已经有500余名新杭州人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并分成6个小组：法律组帮忙打工者咨询维权；文艺组为新杭州人表演文艺节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义工组则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了能够更好地关心外来务工者、爱护外来务工者、维护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杭州市总工会于6月17日将“草根之家”民间组织纳入工会维权体系。 　　杭州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何惜飞告诉记者，在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后，“草根之家”的3位负责人成为了首批志愿者，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广泛组织外来务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工会活动，增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感情沟通，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二代外来务工者需要身份认同 　　根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后”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1人获救。三人都因家境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众多压力，重负之下选择了轻生。 　　“我们应当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统计，目前草根之家所在地杭州九堡格畈社区已有外来务工人员2万多名，“其中又以二代外来务工者为主，”刘明告诉记者。 　　何惜飞告诉记者，上一代外来务工者进城打工，积攒一定积蓄之后会回到老家造房子或者供养子女，他们更加吃苦耐劳，对居住、生活等各方面环境和条件没有太高的要求。 　　“而新生代外来务工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更高，渴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此来追求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何惜飞说。 　　“我们并不一定要有金钱上的积蓄，更渴望能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刘明说。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现有1.45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受户籍和日渐高涨的房租限制，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到住房保障。他们和游离在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外来创业者等，被称为“夹心层”，蜗居在条件艰苦的城乡接合部、居民楼地下室中，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都比较差。 　　中国官方日前发文，要求各地加大投入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改善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认为此举是政府改善打工者在城市居住条件的一个有力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大学生创业公寓、公共租赁房等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所建设的房屋，已在中国西部银川市、西南昆明市、东部连云港等多个城市现身。上海、重庆等大型城市亦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公共租赁房。 　　有媒体期待，希望公共租赁房能够像新加坡、香港等地一样，成为解决低收入打工者居住问题的好方法之一。 　　不过，《经济参考报》等媒体也提醒，公租房政策切勿又好心办不成好事。因为之前已经有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出现“开宝马车入住”以及弃购、空置等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学者呼吁，公共租赁房一定要尽可能体现公益性和公平性，从一开始就应建立起防止腐败的监管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落到实处，让其真正成为城市“夹心层”圆住房梦的民心工程。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发韩咏红的文章《珍惜打工者的爱与痛》，文章从一个打工妹诗人的诗作谈到当今农民工地位之问题，文章注意到中国领导层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 　　文章摘编如下： 　　无意中看到广东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作：“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惫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她是2007年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得主。2001年，21岁的郑小琼从四川老家到东莞打工，最初被老板欠过工资，后来到五金厂打工5年，其中两年在流水线上负责将铁片安到超声波下轧孔，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万多次，拇指盖曾被超声波打断。在生活的痛苦与耻辱感压力下，开始写诗。 　　几年前，都市媒体对她做了不少介绍，写她在工厂里偷偷写诗，周围同事包括父母都不知道，甚至连得奖她都没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提出“写诗歌赚钱吗”的问题。但是，她的敏锐笔触却有力地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下，上亿农家子弟进城将青春献给工厂、给流水线、给出口企业，给城市的运转。他们的付出给国家带来显着的出口增长率，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津贴了国外消费者购买“made in China”廉价商品，实现国内各种基础建设与社会服务，但是农民工本人所得的却极微薄。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 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我最近才仔细读了这些诗作，愧觉自己发现得太晚。 　　在今年背景下，重温有关农民工处境的文学作品，感觉到现实的沉重。繁荣，总是踩着底层的牺牲而建立起来，至少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情况都是如此。问题是，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阶段，才是农民工获得更公平回报的时候？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福利的呼声强烈。但是放到大格局里看，要求他们继续为所谓的集体利益抑制个体要求恐怕是不现实的。当国内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起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国庆大阅兵等盛会不断传递国家富强的信号；看着城市里先富阶层吃香喝辣，工人们很难不产生不平感想。 　　何况，农民工收入低，并不全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还包括体制性不平等因素，如备受批评的城乡二元体制。用郑小琼受访时说过的话，因为没有本科学历或城市户口，很多农民工即使在企业里做到管理层，也始终是在体制外，那不是叫候鸟，是“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 　　今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全国“两会”上留下“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警句，年初以来领导人的承诺还包括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增加劳动者报酬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最近各地涌现的加薪潮，以及政府对罢工活动基本中立的态度，证明那些表态并非光说不练。时代的变化也不允许政府、企业以至社会继续对底层劳动者的牺牲无动于衷，社会矛盾对稳定构成的挑战，以及产业转型的迫切性，都在要求各界正视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不合理、不平等与不可持续。再者 ，随着社会总体文明的提升，底层的故事开始刺痛更多人的神经，踩着别人的牺牲建立起来的GDP，越来越不能让人感到骄傲。 　　新制度与新观念正在从旧体制里剧烈挣扎着力求横空出世，虽然阻力依然存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可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也可能是充满犹豫蹒跚的时代，在沉默无声与压抑感中任由进步力量逐渐退化。 　　所幸，中国社会的底蕴——教育的普及、民族振兴的集体历史使命感、底层的觉醒，都会拒绝“集体退步”这一结果。吊诡的是，广大底层劳动者曾是经济建设的主力，现在他们将成为国家转型的一股推动力。至于说，工人普遍加薪会把外资吓跑，这多少有点吓唬人的味道，新增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生产力提升来抵消。 　　我还想引用郑小琼的诗，她的《黄麻岭》这样写道：“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也许，早年的中国工人与农民工曾经是这样的：在国家建设初期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付出了一切，最后剩下苍老回家。这不应该再次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无可逃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