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四月 2010

中广网北京4月15日消息 广东中山启动积分制入户政策。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曹景行作如下点评。 　　曹景行：今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实行了流动人口的积分制管理办法，也就是让在占全市人口近一半的流动人口有可能通过积分而入户。当然，他们的孩子也就可以入学。中山市的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主要面对高科技人才，高学历人才，一般的打工者甚至是技术工人，还是跨不过这个高门槛。因为当中的许多规定，学历所占得分数就高得多，而一般的打工者只有被评为模范，或者有非常杰出表现才有可能给予入户。 　　中山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规定比较严，主要考虑的可能就是资源。但是过去20-30年，中山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就是靠着外来打工者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时候，要用更多的资源放在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 //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简报：“深圳之窗”特稿第十一期】     免费热线：（0755）88851085     热线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9：00——晚上22：00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徐景安：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位打工者被无理辞退，向仲裁机构申诉，一再推诿。生活无着，又遇黑帮勒索。他几动杀机，或报复杀人，或杀人挣钱 ，或自杀了结。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与中心保持联系，多次来电、并来访，倾诉自己的痛苦与无奈，中心也主动去电，实施跟踪，虽然我们不能帮他解决实际问题，但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进行劝导与抚慰，伴随他度过了危机…… 让人深思的是，他的诉求是正当的合理的，为什么仲裁机构要一拖再拖，非要等到他忍无可忍时再办理呢？只要我们的有关部门有一点正义感与同情心，不至于把他逼向绝路……     被逼绝路、几动杀机     一位中年打工者的辛酸经历     一天上午，情感护理中心接待了一位从关外赶过来的来访者。这之前，情感护理中心朱岭咨询师接到他过好几次打来的电话，我们大致知道他经历：被工厂辞退，工厂也没个说法，丢了工作，生活无着。几句寒暄之后，我们就很快进入正题。     被工厂莫名辞退     我在一家眼镜厂上班，厂里养了两条大狼狗，老板养狗的目的是为了看厂，白天厂里人多，晚上狗才放出来。可是，这样一来就苦了我们这些工人，我上夜班时，被咬过两次，厂里还有许多人也都被咬过。为此事，我向厂里反映，可是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改变，狼狗咬人的事，仍时有发生。弄得工友们尤其像我这样被咬过的人胆战心惊。     这天我又被排到夜班，一想到被咬过两次，我就害怕。于是提出不想上夜班，并且说明了理由，厂方以“不服从工作分配”为由辞退我，并要求我在“声明是自己要求辞工”的文件上签名。新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对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提出申诉并质疑的权利，我提出质疑怎么就是不服从分配了？况且我只是说不想上夜班，并没有说不上；明明是厂方辞退怎么反而要让我签名说是我自己辞工？这不是巅倒黑白吗？后经打听，厂里许多人都是签了那份“自己提出辞工”的声明而后默默地走掉了。     我坚持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说实话我很珍惜这一份工作，我知道自己这把年龄再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是厂方不听我的辩解，只赔付了我一个月的薪酬，就硬把我辞退了。郁闷中回到家里，也没有得到老婆孩子的理解，为了讨个说法，我就请了律师，寻求法律的帮助，可是裁决迟迟不下。我想不到自己一把年纪还遭遇这样的“遗弃”，眼看生活无着，老婆天天愁眉苦脸；想出去找工作又身无一技之长；做点小生意吧，盘算一下本钱不够。无奈、忧愤，对前途没了期望，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被黑帮勒索起杀心     天天往街道办事处跑，询问和等待裁决的结果。工作人员却这事那事，一推再推，爱理不理。不知道什么时候裁决的结果才能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等到结果。打工这些年来又没有积蓄，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我就在等待裁决的间隙，骑自行车在公交车站拉上下班的客人，一天可以挣到二三十元钱。有一天在拉客途中，遇到四五个人，围着我张口就要收多少多少元钱的“保护费”，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他们就恶狠狠地打我，我打110电话报警，想不到他们没有一点惧怕，对我更加凶恨，拳脚相加，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软下来给他们说好话，答应他们改天上缴500元钱保护费，他们这才放过了我。警察二十分钟后才赶过来，他们早就不慌不忙走了。郁郁中回到家里，想到自己一个大男人，受了这么大的窝囊气，再联想到自己被工厂无理辞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冷漠，老婆孩子的埋怨，丢了工作，前途堪忧…….我不仅悲从心起。强烈的报复他人和自杀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知道那个黑帮的老大的家住在哪里，我想先去收拾他。我转身来到厨房，拿起菜刀，到门口又犹豫了，然后又拿起……毕竟有些年龄了，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我想还是应该先等裁决的结果，给老婆孩子有一个交代…….如果他们继续不作为，我要先报复他们…..等待裁决的最后期限两个月过去了，我再次来到街道办事处劳动纠纷仲裁处，依然是熟悉的冷面孔，依然是推诿。但是这次我心已决，我告诉他们，如果再没有结果，我今天就不回去了。他们终于答应给我解决。     我的路在哪里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得到工厂给我的赔偿六千多元钱，除去律师费用两千多，所剩不多。虽然按法律规定，至少应该拿到一万元以上，但是，律师和家人都劝我，就这样算了。我为这事情早已心力交瘁，只好就此罢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呆在家里看老婆的冷面孔，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再出去骑自行车拉客载人，想到黑帮，也不可能去了。出去找工作吧，找了好几家公司，一看我的年龄，就找理由拒绝我。我堂堂一个男人，总不能这样等下去饿死吧，想一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到这个城市，当时正在建国贸大厦，还没有盖好呢。你看现在，深圳发展得多快，城市建设搞得这么好，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这里发展，发达起来，可是我们没有文化的人，只会打工，虽然我也偶尔做过管理，承包过工程，但总不见起色。多数时候，是做保安，做工人，做厨工，年龄在一天天增长，人生却一事无成。     想回老家种田养老算了，可是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积蓄，老家房子都没有盖呢，怎么回去啊？继续呆在这里，又呆不下去。这里消费高，有个工作混着还不觉得，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呆下去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能够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事情做，这个要求不高吧，可是，就这个要求，也不能实现！     这几年来，我常常检讨自己，不能够给老婆孩子好一点的生活，惭愧得无地自容，自己活得没有一点价值和意义。好多次都想过，了结自己算了，曾经去打听过有没有卖肾的地方，我想把肾卖了，给家里留点钱，死了才值得，可是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也想过去杀人，谁谁给我多少万元钱，我杀个谁，把钱留给家人，我就自杀。想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还得回到现实中来，我现在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没有事情做，我人生的路在哪里？我到底该往哪里走？     咨询师护理感言：     … 继续阅读 →

　　杨宏海　　（时任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首届“青年文学奖”评委，现任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颁奖现场。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丽虹 摄 南山文化走廊曾为深圳文学青年们提供了抒发情感的舞台。资料图片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１日，我市创立“青年文学奖”，以奖励深圳新人新作，鼓励反映特区生活的文学作品。当年有８部作品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其中《别人的城市》、《下一站》、《青春驿站》、《可厌的风雨夜》４部均为“打工文学”作品。 　　今天，已举办６届的深圳“青年文学奖”成为了国内最早接纳“打工文学”的主流文学奖。“打工文学”，作为经济特区建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从零起步，风雨过后见彩虹，一步步走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特区打工者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品牌。 　　“不写就会疯了！” 　　出现这么典型的打工文学现象，与深圳这座年轻城市密切相关。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几十万在深打工者的平均年龄只有２６岁。 　　那时深圳的文化设施非常少，劳务工整天就是上班，回宿舍睡觉，非常缺少文化生活，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深圳街头还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下班之后，六七点钟，大批打工者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些居民住房门前总是站着一堆堆的打工者，探头探脑，想看电视，居民赶他们也赶不走。 　　年轻人还是非常需要精神生活的，当打工潮兴起，第一代农民工从农业文明一下子进入了都市文化，冲突很大，有很多的感想要写出来，特别是来自蓝领阶层的打工者，这种倾诉的欲望更为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文学感觉和爱好的打工者就拿起笔，抒写自己的生活感悟。打工文学作家吴海珠就说：“打工生活的磨炼与对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要写小说的强烈冲动。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写就会疯了。” 　　最原始的打工文学来自“厕所涂鸦” 　　最原始的打工文学，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是很多打工仔、打工妹他们自己的涂鸦，而且很多是在厕所里面的。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很不雅，但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很多工厂都没有工会、也没有黑板报，厕所好歹算是一个公共空间，文学青年都有表现欲，厕所“涂鸦”至少使他们的作品有了读者。我当时曾到蛇口三洋厂、康佳电子厂等工厂做过调研，员工就带我到厕所里亲眼看过“厕所涂鸦”，写得密密麻麻的，黑压压的一片。 　　有一首写在厕所里的打工“诗歌”这样写道：“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很原生态地用一到十的数字把他们一天的生活写出来，而且非常巧妙。比如因为上班要打卡，而且那时候很多厂连大小便都是要计算时间的，所以动作要快，你看“两脚齐飞”多形象。虽有夸张的地方，但非常真实地反映出打工者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单调的生活内容。 　　打工文学刊物每期发行５０万份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打工文学”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被正式提出来。１９９１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２期发表，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打工文学的名字和概念，认为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基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那时深圳涌现出了以林坚、张伟明、安子、黄秀萍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作家。其中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的《下一站》为早期的打工文学定了调，就是一种漂泊感、无奈感，当然也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那就是你可以炒老板，但炒完老板后下一站在哪呢，所以是一种很沉重的潇洒。 　　随后，打工文学在珠江三角洲包括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等城市“全面开花”，深受打工阶层的欢迎。当时以打工文学为主的《佛山文艺》发行最多的时候每期达到５０万份，深圳不少打工者的床头都放着一本。深圳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一个内部刊物也有１０万份的发行量。我那时采访过很多打工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看的书有三种，其中第一种就是反映他们自己生活的书。所以打工文学迎合了打工阶层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在打工阶层中异常受欢迎。 　　作品得奖了作者却找不到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工文学并不被主流文学界所认可，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打工文学作品虽然有着非常鲜活的生活基础，但缺乏文学性。 　　在这种大背景下，打工文学作者经常向我抱怨，他们投往主流文学刊物的作品往往受到漠视。１９９２年，深圳创立了“青年文学奖”，这个奖虽然不是为打工文学而立，但为深圳打工文学作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展示平台。在这么多年的“青年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有一种情况一直让我很感慨：打工生活是如此的漂泊、不稳定，很多打工者写作品时用的是笔名，当获奖时，人却离开找不到了。我记得有一个叫冰野的打工女作者，她写了一篇散文叫《我想有个家》，当她获得“青年文学奖”时，人已经离开深圳了，颁奖时只好找人帮忙转告，但最后也不知道有无转告成功，这种情况在打工文学作者中非常普遍。 　　现在的打工者比起第一代打工者来说，无论文化素质还是生活环境都要好，因此，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在审美、反映的生活、文学样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并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网络当中。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２０１１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告词征集过程中，全国有很多专家名流参与投标，最后中标的是来自深圳一位叫郑慧琦的打工妹的作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话其实就是她在外资厂打工的切身体会，特区打工者的视野已经由关注自己的生活扩大到了世界，这或许预示着未来打工文学的某种发展方向。 　　时间 内容 　　１９８４年 林坚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第３期，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 　　１９９１年 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先后在《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连载，在打工阶层中产生轰动效应，该小说被誉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认为打工文学“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１９９２年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安子的《青春驿站》、黄秀萍的《可厌的风雨夜》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 　　２００８年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２００８打工文学――北京论坛”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并收藏了部分打工文学作品，标志着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工文学终于得到了主流文化界的认同。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７日 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社和宝安区委共同创办的《打工文学》周刊创刊。 　　打工文学大事记

  　　华龙网4月23日12时20分讯（万州站记者黄金华、通讯员谢雨君）23日，由返乡打工者捐款修建的重庆市奉节县“茂平爱心敬老院”，在永安镇三马后山新竹社区动工修建。 　　据奉节县民政局姜正富局长介绍，当天动工修建的这座爱心敬老院，占地面积980平方米，建筑面积1421平方米，总投资166万元。其中，122万元为敬老院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投资20万元，建600平方米的院内绿化工程；敬老院床、被、桌、椅、柜、电视机等80套设备配置将投入24万元。敬老院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奉节县首个标准化示范敬老院。 　　据了解，该敬老院的建设资金，有100万元由该县红土乡三星村返乡打工崽蒋茂平捐赠，占工程总投资的60.2%。蒋茂平因出身偏远山区，19岁时，便先后在湖北、河南、山西一带务工，经过20余年打拼，现为山西省临汾市渝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奉节县在外发展成功人士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