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资讯

工人们在工厂里愉快地工作 陈明巡视他的弘大制衣工厂 12日下午，射洪县台德工业园里，陈明正在巡视他的弘大制衣工厂，工人们在安装着10余台空调的凉爽车间里愉快地工作。 十余年前，陈明还是东莞一名打工仔，去年他在县经委的支持下，投资1000余万元创办企业。现在，工厂订单不断，实现年产值1000余万元，解决200余人就业。

第一次出远门，他就为救人魂断他乡。 　　他叫胡健，今年18岁，安徽人，跟着父亲在郑州一家具厂当学徒工。这几天太闷热，吃过晚饭后，他就和两个同伴去玩水。洗完澡正准备离开时，有俩男孩被冲到河里，他立即转身去救，结果再也没上来…… 　　□今报记者 王东霞 实习生 张思恺/文 　　【现场】群众为他叹息 　　昨日凌晨零时20分，郑州市新107尚庄桥下，一声“捞上来了”，吸引上百市民围观。“可惜了。”看到捞上来的是一具冰冷的男孩的尸身，人们叹息着。 　　4日19时20分许，有人报警称同伴溺水。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中队、郑州市管城区消防大队一中队20多名消防队员赶来救援。据其中一位中队长朱华介绍，河水最深处2米多，水下遍布淤泥、石头，搜寻难度很大。他们联系河务部门，减少上游放水量，并进行不间断搜寻。溺水男孩父亲也多次下水搜寻，5个小时后，才将男孩捞起。 　　胡健的父亲胡智说，他们是安徽桐城市新渡镇永久村人。12年。今年年初，他带儿子来打工。“他妈不放心，这是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胡智说，这下他没法给家里交代了，胡健的爷爷都80多岁了，出事后还瞒着他。 　　【目击】为救俩小孩出事 　　“先是俩小孩掉水，他去救的。”有人称。 　　李保磊，一个身穿短衫的男孩，一脸惊惧地站在河边。他是整件事的目击者，溺水的同伴叫胡健，18岁，和他同在一个家具厂上班。 　　4日，吃过晚饭后，他和胡健、郑保锋一起来这儿玩水。“就在浅水处洗洗，我们就都上来了。” 　　李保磊说，胡健就距离他们两三米远，坐在一处台阶上。 　　由于上方水坝处一直在向下喷水，胡健旁边台阶上的两个小男孩，被冲到了水里，胡健就过去救。“也就一分钟，三个人都看不见了。”李保磊赶紧喊人，有两个大人跑过来。 　　很快，两个小孩被人救出来，胡健却不见了。 　　事后，胡健父亲拿的一份南曹乡派出所开具的出警说明，也证明了胡健是为救两个男孩落水的。 　　【探访】事发地水流汹涌 　　昨日15时，记者再次来到尚庄桥，下方是十七里河。 　　在桥下乘凉的冯先生说，这里的水坝今年2月才修好，每天都往下喷水，下游还设有拦水坝，所以此处的水最深。 　　河边坐着3位河道管理人员，他们随身带着喇叭、录音机，录音机不停重复播放着不能游泳的通知。河边也竖有“水深坡陡，禁止游泳”的牌子。 　　【遗憾】被救男孩没出现 　　昨日记者来到尚庄桥，向多人询问前日事故。他们都知道有男孩为救人溺亡，但不知道被救出的俩男孩是谁。“可能是外地人，如果是附近村里的人，谁知道。”一60多岁的大妈说，她当时也来到了现场，但只顾着注意打捞救人男孩的情景，其他没注意到。 　　一消防队员说，被救的俩男孩很早就离开了。 　　胡智说，虽然儿子是为救别人出事的，但他也没见到被救的孩子，或者孩子的父母。 　　【期待】认定为“见义勇为” 　　胡智说，他现在就想尽快将儿子火化后带回老家，不然看着也伤心。“我是一个外地人，不知道要求什么”。 　　胡智说，别人都说儿子是“见义勇为”，可这个咋申请他也不知道。儿子没了，如果有个称号，他说心里会多点安慰。 　　胡健是否属“见义勇为”，天之权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张少春律师认为，只要是为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行为，就属于见义勇为，胡健的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的定义。虽然胡健是在“禁止游泳”的河道内洗澡，但并不应影响对此事见义勇为性质的认定。 　　另外，律师认为被救的俩男孩，按照相关规定，也应对死者家属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打工16天，由于不能达到老板的要求而选择了辞职，但却被告知只能给开200元钱的交通费……近日，市民王女士向记者报料其打工遭遇，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据王女士介绍，7月份她应聘来到位于欧洲新城小区内的一家公司当推销员，“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推销商品。”王女士说，“公司经营的商品有手工艺品、车载冰箱等”。王女士告诉记者，刚进入公司时进行了6天的培训，经理教授了电话促销的方法。“但是干了十几天后，经理说我们打电话促销的方法不对，商品推销不出去。”在工作了16天后，王女士和同伴选择了辞职，但经理称只能给开200元钱的交通费。王女士认为，这和应聘时说好的1000元底薪加奖金的待遇不符。7月30日下午，记者随同王女士来到这家名为“春艺缘”的公司见到了刘经理。刘经理表示，“销售类的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就没有底薪和奖金，只能开交通费200元。” 昨日，记者与王女士来到道里区劳动局监察科，该科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对该公司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最终，王女士和同伴每人得到500元的工资。据该科工作人员介绍，经了解，目前该公司已营业两个月，只有工商执照，其余手续正在办理中，但尚未超出办理时限，该局已督促其尽快办理齐全各种经营手续。 道里区劳动局监察科工作人员表示，王女士未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劳动法》规定，双方应签订无定期劳动合同。但由于王女士工作时间只有16天，按《劳动法》规定，发生劳动关系的一个月之内均属签订劳动合同的有效期限，所以只能对该公司进行口头督促。劳动部门提醒应聘者，找工作时应主动要求企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以确保发生劳动纠纷时的维权依据。

大二学生小谭在网吧辛辛苦苦打了一个星期的工，老板却不给他结算工资，后来多次追讨才拿到了100元钱的工资！记者了解到，大学生暑期打工遭遇权益受损并不是个别现象。昨日，长沙市司法局12348法律维权专线发布法律警示，提醒大学生暑期务工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并对大学生开展校外勤工助学活动提出了建议。 大学生打工遭遇四大难题 小谭在长沙某大学读大二，家住外地农村。今年暑假，他没有回家，而是留在长沙打工。“我在学校附近一家网吧工作，做了一个星期。”小谭说，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身体承受不了，一个星期后他找老板辞工。“老板以我未做满一个月为由不结算工资。在我一再要求下，老板才付了100元钱给我。”小谭表示，第一次出来打工就受到这样的委屈，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昨日从12348法律维权专线获悉，今年暑假以来，打工大学生投诉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介欺诈。由于中介市场较乱，甚至有些个人私下进入学校招聘，还有黑中介虚构用工信息，致使学生上当受骗；二是用工条件苛刻。有些公司把大学生看成廉价劳动力，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不安排假日休息；三是工资“缩水”。大学生打工往往未签订书面协议，结果雇主常以各种理由扣除部分款项，遇到此类情况时，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大学生也只好忍气吞声；四是收取押金。有些单位收取大学生用工押金，有的还想方设法克扣。 打工前要签好书面协议 12348律师分析，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把在假期打工的大学生列入《劳动法》保护对象，因此，大学生打工并不属于现行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这样，大学生打工时权益受到伤害，也不属于劳动监察部门处理范围；而通过中介和自己联系的打工机会，现有的法律规范比较模糊，学生也确实很难维权。对此，12348律师建议出台相关规章制度。 另外，学校可开展校企合作，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外出务工，并按照劳动法规的要求，由学校、中介、学生签订三方协议，对学生工作时间、岗位工资、饮食、住宿等问题逐一规范，维护学生正当权益，构建暑期学生打工的长效机制。 12348专线发布的法律警示指出，大学生在开展校外勤工助学活动时，要尽量通过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联系，一定注意签订勤工助学协议书，明确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及时寻求学校的帮助。

暑期过半，不少在打暑期工的同学开始关心自己的劳动所得，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位小伙子，打工不但拿不到钱，还要倒贴钱给老板。

17岁，花季一样的年龄。然而，今年本该上中学的少女寇玉霞却在医院病榻上躺卧了四年。在奔波治疗的日子里，寇家倾尽所有变得家徒四壁。寇玉霞病情恶化后，原本可以跨入大学的哥哥，毅然放弃了学业，南下打工为妹妹挣救命钱。 　　【雪上加霜】 　　贫寒家有了重病人 　　7月20日中午，记者在甘肃儿童医院11楼9床见到寇玉霞时，蜷缩在病榻上的小玉霞全身浮肿、极其虚弱，由于遭受多年病痛的折磨，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五六岁。提起给小玉霞治病，陪伴在小玉霞病床前的母亲程爱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为了给小玉霞治病，家里卖光了口粮，如今还欠下了亲朋的6万元债务！”程爱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4元钱，哽咽着说：“今天我和孩子只吃了三个馒头，现在仅剩这4元钱了……”病房里的几位病友无不唏嘘。 　　今年17岁的寇玉霞是秦安县叶堡乡程崖村人，那年，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寇玉霞全身突发红疹，呕吐不已、头晕目眩、难以站立，经天水市人民医院确诊为“膜性肾病(2期)”，急需住院抢救治疗，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医生估算初期治疗费需近10万元。 　　【倾尽所有】 　　赴外地为女儿治病 　　家里只有5亩薄山地、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母亲程爱花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几年前玉霞的父亲寇桂生因患腰腿病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且最终成了靠双拐行走的“半瘫人”。如今给玉霞治病需要10万元，这对程爱花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一定要救活我的孩子！”程爱花流着泪向乡亲们求助借贷6万元，背起病重的女儿小玉霞，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 　　今年6月25日，花尽了几万元借款后，寇玉霞的病情复发，瘫软在床，无法站立。心急如焚的程爱花向乡亲借了几百元，背起气息微弱的女儿急奔兰州救治，为了节省8元钱的车费，程爱花背着女儿“暴走”20里山路，才搭乘发往兰州的班车赶往兰大二院。挂号、诊断、化验后，小玉霞的病情让医生惊愕，“赶快办住院手续！抢救治疗！”程爱花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800元失声痛哭：“大夫！我只有这点钱了，救救我的女儿吧！”此情此景，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动情，迅速办理住院手续抢救治疗。 　　【南下打工】 　　哥哥放弃上大学 　　21日下午，记者采访时，消瘦的程爱花泪如雨飞，“为了给玉霞治病，上月我将家里仅有的1500斤玉米卖了。”然而就在寇玉霞住院的日子里，她却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病友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这对贫病交加的母女战胜病魔。看到这对母女一天只吃三个馒头，一位海南籍患者拿出500元钱悄悄地塞到程爱花的手里，“孩子患病，应该加强营养，这点钱你们母女去吃顿热饭吧！”兰州一位大娘见此情景后，帮程爱花交了1000元的医疗费。 　　提起大儿子寇国林，程爱花声泪俱下，“为了给玉霞凑医疗费，大儿子国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毅然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原来，大儿子寇国林今年参加高考后，达到了独立院校的录取条件，但他毅然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去深圳打工为妹妹筹集救命钱。如今，小玉霞每天需要800元的医疗费，对这个家徒四壁的山村母亲来说，只能以泪洗面。

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小张告诉记者，此前遇到经济或生活问题时会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而现在可以直接去找工会了”。 　　日前，浙江首个工会志愿者服务站在杭州正式成立，创办近4年的民间公益组织——“草根之家”也被纳入了这个由新杭州人志愿者组成的工会“基站”。这标志着浙江工会的触角正不断延伸到基层，延伸到外来务工人员最密集的地方，给基层务工人员带去贴心的关怀和帮助。 　　草根之家：打工者的精神家园 　　2006年7月1日，来自江西上饶的徐文财等新杭州人，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个名叫“草根之家”的网站，作为新杭州人的精神家园。时隔二年多，2008年11月23日，他们又在社区租房创办了“草根之家”文化中心，供新杭州人学习、娱乐和交流。 　　从此，这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志愿组织的自助互助的公益机构在杭州深深扎根，旨在搭建自助互助的爱心平台，凝聚最广大草根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 　　“一直以来，城里人对外来打工者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看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我们来说，不管是建立网上精神家园，还是现实中的文化中心，我们只想把打工者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城市居民。”已经在杭州生活16年的徐文财说。 　　据了解，草根之家建立起来后，新杭州人纷纷加入。截至目前，已经有500余名新杭州人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并分成6个小组：法律组帮忙打工者咨询维权；文艺组为新杭州人表演文艺节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义工组则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了能够更好地关心外来务工者、爱护外来务工者、维护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杭州市总工会于6月17日将“草根之家”民间组织纳入工会维权体系。 　　杭州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何惜飞告诉记者，在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后，“草根之家”的3位负责人成为了首批志愿者，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广泛组织外来务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工会活动，增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感情沟通，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二代外来务工者需要身份认同 　　根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后”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1人获救。三人都因家境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众多压力，重负之下选择了轻生。 　　“我们应当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统计，目前草根之家所在地杭州九堡格畈社区已有外来务工人员2万多名，“其中又以二代外来务工者为主，”刘明告诉记者。 　　何惜飞告诉记者，上一代外来务工者进城打工，积攒一定积蓄之后会回到老家造房子或者供养子女，他们更加吃苦耐劳，对居住、生活等各方面环境和条件没有太高的要求。 　　“而新生代外来务工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更高，渴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此来追求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何惜飞说。 　　“我们并不一定要有金钱上的积蓄，更渴望能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刘明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发韩咏红的文章《珍惜打工者的爱与痛》，文章从一个打工妹诗人的诗作谈到当今农民工地位之问题，文章注意到中国领导层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 　　文章摘编如下： 　　无意中看到广东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作：“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惫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她是2007年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得主。2001年，21岁的郑小琼从四川老家到东莞打工，最初被老板欠过工资，后来到五金厂打工5年，其中两年在流水线上负责将铁片安到超声波下轧孔，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万多次，拇指盖曾被超声波打断。在生活的痛苦与耻辱感压力下，开始写诗。 　　几年前，都市媒体对她做了不少介绍，写她在工厂里偷偷写诗，周围同事包括父母都不知道，甚至连得奖她都没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提出“写诗歌赚钱吗”的问题。但是，她的敏锐笔触却有力地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下，上亿农家子弟进城将青春献给工厂、给流水线、给出口企业，给城市的运转。他们的付出给国家带来显着的出口增长率，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津贴了国外消费者购买“made in China”廉价商品，实现国内各种基础建设与社会服务，但是农民工本人所得的却极微薄。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 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我最近才仔细读了这些诗作，愧觉自己发现得太晚。 　　在今年背景下，重温有关农民工处境的文学作品，感觉到现实的沉重。繁荣，总是踩着底层的牺牲而建立起来，至少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情况都是如此。问题是，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阶段，才是农民工获得更公平回报的时候？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福利的呼声强烈。但是放到大格局里看，要求他们继续为所谓的集体利益抑制个体要求恐怕是不现实的。当国内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起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国庆大阅兵等盛会不断传递国家富强的信号；看着城市里先富阶层吃香喝辣，工人们很难不产生不平感想。 　　何况，农民工收入低，并不全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还包括体制性不平等因素，如备受批评的城乡二元体制。用郑小琼受访时说过的话，因为没有本科学历或城市户口，很多农民工即使在企业里做到管理层，也始终是在体制外，那不是叫候鸟，是“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 　　今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全国“两会”上留下“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警句，年初以来领导人的承诺还包括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增加劳动者报酬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最近各地涌现的加薪潮，以及政府对罢工活动基本中立的态度，证明那些表态并非光说不练。时代的变化也不允许政府、企业以至社会继续对底层劳动者的牺牲无动于衷，社会矛盾对稳定构成的挑战，以及产业转型的迫切性，都在要求各界正视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不合理、不平等与不可持续。再者 ，随着社会总体文明的提升，底层的故事开始刺痛更多人的神经，踩着别人的牺牲建立起来的GDP，越来越不能让人感到骄傲。 　　新制度与新观念正在从旧体制里剧烈挣扎着力求横空出世，虽然阻力依然存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可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也可能是充满犹豫蹒跚的时代，在沉默无声与压抑感中任由进步力量逐渐退化。 　　所幸，中国社会的底蕴——教育的普及、民族振兴的集体历史使命感、底层的觉醒，都会拒绝“集体退步”这一结果。吊诡的是，广大底层劳动者曾是经济建设的主力，现在他们将成为国家转型的一股推动力。至于说，工人普遍加薪会把外资吓跑，这多少有点吓唬人的味道，新增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生产力提升来抵消。 　　我还想引用郑小琼的诗，她的《黄麻岭》这样写道：“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也许，早年的中国工人与农民工曾经是这样的：在国家建设初期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付出了一切，最后剩下苍老回家。这不应该再次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无可逃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