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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农民工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与新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多较低，不具备进修学习的条件；他们中的大多数做着相对低端的工作；他们大多住在工地上的帐篷、板房里，工厂中的集体宿舍几乎与他们绝缘……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家中的顶梁柱。 没想到打工路走了近 30年 记者遇到老韩的时候，他正和几位工友在泉城广场散步。“这种时候不是很多，主要是昨天夜里下雨了，今天工地没法开工，我们就来玩玩。”老韩开心地告诉记者，尽管已经在济南打工十几年，但这样的休闲机会屈指可数。 老韩是菏泽人，今年已经60 岁，皮肤是常年在户外劳动的人所特有的古铜色，头发和胡须都已经花白，不过老韩觉得自己并不老，还能干。同行的几位工友都是50 多岁，老韩是他们的“头”，不仅是因为老韩年龄最大，主要是老韩的“工龄”最长——快30年了。 “开始的时候，是村里几个人搭伙出去，去的四平，后来又到了东北其他几个地方。”老韩说，“家里的土地不是很多，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只能出去打工。”让老韩没有想到的是，在打工这条路上竟然走了近 30年。“刚开始时是给人家干力气活，出大力，那时候也年轻，睡一晚就歇过来了，后来年纪大了，力气活也干不了多少，就学了点技术活，这样收入高了点，也不那么累了。” 同行的工友告诉记者，每到夏天乘凉的时候，总会发现老韩的肩膀和腰部贴着好些膏药。老韩的回答是：“平时干活出汗多，膏药贴了也粘不住，可惜了，就是休工的时候才贴，不然身体疼啊。” 庆幸未遇到欠薪问题 当记者问老韩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来打工时，老韩愣住了，“我是文盲，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年份，只是记得当时我的小儿子刚会跑。” 如今，老韩的两个孩子已经结婚生子。 说起对两个孩子的照顾，老韩满怀愧疚，“每年回家就是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麦收、种玉米、掰玉米，再就是种小麦，对两个孩子的照顾肯定不是很好，但也是没有办法啊，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不干不行。” 常年在外，和家人聚少离多，想到这些，老韩无奈中也略感欣慰，因为两个孩子很争气，“他俩平时上学，一散学就帮家里干活，很懂事。” 老韩说，自己干了这些年，很高兴的一点是，自己应得的钱都拿到了，没有遇到欠薪的情况。“刚出来的时候，一年挣不了多少钱，后来一年能挣到 1000 块，现在差不多一年能挣到一万块了。听说有的工人干了活还拿不到钱，老板这样可很不好。” 依然是家中的顶梁柱 到了老韩这个年纪，完全不必再出去打工，他的两个孩子完全有能力抚养家中二老，但老韩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我还有 80 多岁的老母亲，老岳母也在世，这些我都要承担责任，再说还有村里的人情往来，这都需要钱，我不干怎么行？”老韩说，“两个孩子刚结婚，他们每个人都要养家，养小孩，我还能动，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 记者了解到，像老韩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在已经可以“养老”的年纪依然选择出来打工。正如老韩的一位工友所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要养四个老人，压力大啊，靠儿养老不如靠自己养老。”此外，他们中的部分人还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孩子结婚时的欠账还没有还完，不过已经没有多少，老韩说，“我现在身体很好，只要老母亲和老岳母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一直干下去，再说，打工挣钱也多啊。”

本报驻绍兴记者 史春波 夕阳西下，高水龙家又热闹起来。“爷爷，借我几本《故事大王》……”一群孩子跑着来借书。他们都跟随父母打工，家境贫穷。暑假里，会隔三差五地到高水龙家借书看。 “别急，别急，大家都有。”看到这些刻苦好学的孩子，58岁的高水龙就特别开心。 他是一位普通打工者，从上海辛苦赚来的钱用来买书。 23年前，他回到上虞农村老家，办起这个叫“海申书屋”的图书室，免费给乡亲们借阅，成为乡野里“精神之家”。至今，已有10万人次来他的书屋借过书。 小小书屋 却有6000图书 高水龙，家住上虞市沥海镇城沿村。 他的“海申书屋”并不大，大约70平方米左右，条件简陋，却是书香满屋。数千册图书分门别类，摆在书柜上，蔚为壮观。 这些书籍多为人物传记、小说，也有杂志和百科全书，总计6000多册。这是高水龙几十年的藏书。 上世纪80年代，高水龙怀着梦想，去上海淘金，就在工地里做漆工。 虽然打工辛苦，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但高水龙爱书。只要一有空，他就跑书店或书摊。他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大多花在购买书籍上，每次回上虞老家，都要扛回整捆整捆的书。 23年坚守 “一个人的图书馆” 1987年，高水龙回到老家时，有了创办小图书馆的设想。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啥农村人和城里人差别那么大？关键是知识。在农村办书屋，我觉得很有必要。”高水龙这样表示他的初衷。 于是，他把走南闯北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还特意跑到文化部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要政府一分钱，创办免费图书馆。 一年后，书屋正式落成，藏书近万册。 “书屋就像我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真没算过投了多少钱、花了多少精力。”高水龙告诉记者，“刚办起来时，书屋门庭若市，每天至少有40多人来借书。” 23年来，高水龙独自一人负责书屋的大小事务。 书屋也搬了四次。“以前在沥海中学旁，孩子们一放学都爱来我这儿借书。”高水龙说，现在来借书的则主要是退休老师，还有一些学历较高的打工仔。 有借无还 “馆长”从来不怨 说是借书，实为“送书”。高水龙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借出去的书没有还回来。所以，每年他都会买一些做补充。 “没关系，书屋里还有6000册书呢，只要有人愿意看，我就愿意借。”高水龙慷慨地说。 书屋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孩子们能从农家书屋迈向更高的学府，是他所愿，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孩子，他会更加照顾。 “再苦再难的时候，父亲都没有过放弃书屋的想法。”高水龙的小女儿高书芳说，即便前年父亲在杭住院休养期间，也在杭州各个书店买书，让病房里的室友经常有免费书刊阅读。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衣着简朴，毕生所爱就是书，且认准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办成。”高书芳向记者透露，坚守这方书屋，是父亲最大的心愿。即便将来父亲不在了，书屋也依然会在。

融入城市不仅是打工者的渴望，现在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多年来，他们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种“无根”的状态造成了打工者身份和自我价值的缺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工文化”应运而生，而蓬勃发展的民间组织成为重要载体。 首先是组织水平大为提高。自行发起、自行组织的热情非常高涨，相互交流活跃，还联络了港台的劳工组织的文艺团体。通过网络不定期地开展文化交流、文化艺术节、戏剧、歌曲演唱会等公益性演出活动。通过文化活动实践，全国很多地方的打工者联系十分紧密，在他们的网站和其他媒体中，广泛传播相同、相似的文化信息，互相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打工者文化群体已经不是分散流离的个体，而是逐渐在精神上集聚、靠近，形成互相扶持、互相交流、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群体。从最初时的感情自然表露，到现在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和组织机构，工友们发出的，已经不是单个的声音，而是聚合在一起，以合唱的形式，构建积极的主体意识，彰显自身的价值观。 其次是价值观相对一致。他们的价值观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坚持自称“新工人”，反对使用“农民工”，呼吁社会消除身份歧视，他们认为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农民工’，这个边缘我们的名字，这个强调等级的时代产物，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的创作宗旨是为劳动者歌唱，倡导“劳动尊重与光荣”，要求自己代表自己；第二，歌唱劳动者生活，鼓励劳动者自尊、自立、自爱、自强。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大量的内容是来自打工者的生活，他们倾诉打工者的心声，原创歌曲风格清新、简洁质朴、立场鲜明，流露出淳朴而真挚的感情；第三，以文艺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宣传维权意识，并参与维权活动。打工文化正通过在文化上自主发声，来促进声音、信息的公平流动，同时也建立打工者的文化自主性。 再次，打工文化活动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政府和社会给予了尽可能做的所有关怀。当前，一些地方组织的打工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全社会的其他阶层成员对此类活动也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民间公益性组织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活动的缺口，为打工者与社会各阶层的沟通提供了平台。他们提出，“我们不是要制造社会矛盾，而是当社会有矛盾的时候不要回避它，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反映。”据我们的观察，许多愿意帮助打工者的人士称，早就希望为打工者做点事，但苦于没有途径和方式。 面对打工文化，我们关注的角度应该是积极的、多重的和慎重的。当然，为打工者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帮助，政府义不容辞；社会要形成关怀、尊重新劳动阶层的共识，这些政策和社会共识能够促进进城务工人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提高，改善工作待遇、生活条件。但根本的、也是最终的因素在于打工者阶层自身，要通过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打工者提升精神内涵，成为一个具有权利意识和现代观念的自觉自为的群体。只有这样，打工者才能整体融入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支积极的整体推动力量，也才能争取和要求自己的各项权益。（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8月5日，河南郑州，设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051、052号展位的富士康招聘现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当日，富士康在郑州举行招聘会，据了解这已经是富士康在郑州投产后的第五次举行招聘会了，但依然热度依然不减，本次招聘涉及生产课长、产线线组长、财务经理/主管、报关员、对外事务专员等工作岗位，前来应聘的人员大部分为河南籍民众，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沿海地带工作的河南籍打工者返乡应聘富士康。据富士康现场负责招聘的人员讲，这样的招聘在近期还将继续举行。富士康目前现有员工80万人，其中河南籍员工占五分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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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子陈某与女子张某相识后，未办结婚登记于2003年开始同居生活，并生育一子。今年初，张某从打工地回家，发现陈某竟然另找了一女子同居，而自己无家可归了。当地法律服务所以同居析产、子女抚养纠纷进行了调解。 打工回来无家可归 “请你们一定为我伸冤。”今年1月17日上午10时许，一位年轻的女子哭着来到巫山县骡坪镇法律服务所，苦苦地哀求工作人员。在该所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女青年镇定下来，一一讲述了事情缘由。 原来，张某是该县抱龙镇人，2003年8月与骡坪镇陈某相识，未办结婚证而开始同居生活。2004年11月，张某生下一小孩，之后张某外出务工，陈某在家带小孩。 让张某没想到的是，陈某趁她不在家，又与一女青年贾某相识，并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 张某打工回家后，才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 “夫妻”关系不合法 在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通知陈某来到法律服务所。陈某表示，在张某外出后，为不让幼小的孩子失去母爱，才与女青年贾某在一起生活，而且很投缘，现在不可能分开。 “你要么跟我去拿结婚证，要么我们来个你死我活算了。”张某听说后，情绪异常激动。面对矛盾随时可能加剧的态势，工作人员采取“动之以理、晓之以法”的说服教育方法，使张某和陈某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耐心开导，张某与陈某认识到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缺乏法律观念，争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双方，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界定纠纷性质属同居析产、子女抚养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与陈某如梦初醒，表示愿意就同居析产、子女抚养纠纷接受调解。 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张某与陈某自愿解除同居关系；陈某一次性补偿张某生活帮助费3.6万元，孩子由陈某抚养，张某自愿表示不拿走陈某补偿的钱而作为孩子的抚养教育费用（陈某也表示不再向张某要孩子抚养费）。

【人物档案】 　　王金刚，30岁，高中学历，河南省濮阳人，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模具保全班班长。他利用工作之余，自学了《模具制造与设计》等专业书籍，学会了CAD制图软件的使用，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工成为公司人人佩服的模具维修高手，车、钳、洗、刨样样精通。曾被日方总经理推荐到日本工厂进修。他提出了“示范、操作、监督、跟踪”工作法，因成绩突出被公司管理方和职工誉为职工“技能三宝”之一，并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拿着钥匙，打开自家的大门，虽然房子还是毛坯的，但在王金刚的想象中，他的家即将会变得温馨、舒适。他和老婆以及5岁的儿子，一家三口马上就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一起看电视、一起吃饭、说说笑笑地过日子。“落了户，明年儿子就可以在天津上小学了。”说这话时，王金刚的眼里满是憧憬。 　　王金刚是一名来自河南的“80后”农民工，目前是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一名模具维修工。7月22日，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其他6位农民工劳模一起拿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配租的廉租房钥匙，并同时领取了市公安局户籍部门颁发的举家落户的准迁证，成为天津新市民。 　　曾经漂泊 　　来津9年搬了七次家 　　刚到天津时和工友租房住 　　1980年出生的王金刚，今年三十岁，正值而立之年。“来天津9年了吧，2001年来的。那时候在一家韩资模具厂做学徒，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块钱的工资，虽然干的活重，拿的钱少，一个月下来几乎剩不下什么钱，但一点儿不觉得累。”王金刚说，刚来天津时，自己什么都不会，只有一张高中文凭和对未来的梦想。和所有打工仔一样，那段时间王金刚和工友一起租房子，大家分担房租，日子过得简单但快乐，充满希望。 　　9年搬七次家最长住一年多 　　9年的时间，王金刚一共搬了七次家。王金刚告诉记者，最开始他和工友一起租住在平房里，后来娶媳妇成家，夫妻俩便和其他人共租一个偏单。“2004年成的家，媳妇也是我们农村的，结婚后就跟我到天津来打工了。那时候，我俩和别人合租一套偏单。2005年儿子出生后，我们就找了一处伙单。屋子也就十几平方米，我、我媳妇、我妈和我儿子四个人住，屋里摆上两张床就满了。”王金刚说，每次租房都是住不了多久就得搬家，最长的一次也就住了一年多，最短的只住了几个月，总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搬家”，比如房东看房价涨了，急着卖房等。 　　儿子刚满周岁就跟着王金刚的父母回农村了。“我和媳妇都打工，没人照顾孩子。再说，在天津也没个家，把孩子带在身边也不方便。儿子走了以后，我们又开始和别人合租一套房子。”王金刚说，每年他和爱人只有在过年或者“十一”这样的长假，才能回老家跟儿子、父母团聚。 　　十平方米小屋床就占一半 　　王金刚和妻子现在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六楼偏单中的一间。“家里很乱，要知道你们来，我就提前收拾收拾。”王金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记者看到，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半的空间被一张双人床占据着，床前是一台“古老”的电视机，床的一边地上铺着凉席，上面放着几件衣服；床的另一边有张桌子，上面有些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几乎就是小两口的全部家当。 　　“总搬家，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也不爱收拾，什么东西也不愿意买。”王金刚指着那台笔记本电脑说，这是他身边唯一的“大件”，“下班后，和媳妇看看电视、上上网，和工友们聊聊天，业余生活也就这些了。” 　　如今扎根 　　过年把父母孩子都接来 　　新家房租一个月才50元 　　在王金刚的心里，“金堂家园”这四个字显得格外温暖，因为，他未来的家，就在这个位于东风立交桥下的小区里。王金刚告诉记者，虽然刚刚拿到钥匙，但半个月前，他就已经忍不住偷偷来过小区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住在几号楼、几门、哪个单元，只知道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区选一套独单。”因为太兴奋，他下了夜班，没顾上睡觉，就直接跑到小区里，看着一栋栋崭新的楼房和绿油油的草坪，心里别提多美了。 　　“要第八次搬家了，这次要常住了，要有自己的家了。”看着新房子，王金刚很高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租金只有50多块，而现在我们和工友两家人合租房子，每月的租金是800块，这样算下来，新房一年的租金比现在和别人合租房一个月的租金还便宜。” 　　准备接父母孩子来津过年 　　王金刚说，现在有了房子，户口也落实了，自己在天津就算是有“根”了。如今，他正在筹划一家人未来的新生活：夫妻俩准备了三万块钱用来装修新房子、添置家具家电，然后把儿子接过来上小学，今年春节还可以把父母一起接过来在天津过年。王金刚告诉记者，他已经和其他六名住在同一小区的劳模约好，这周末，大家一起到新房来和装修公司“团洽”装修的事情。 　　“再过一个多月吧，我就可以搬到新家里来了。”王金刚一边开心地想象着房子装修好的样子，一边算着“乔迁之喜”的时间。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现有1.45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受户籍和日渐高涨的房租限制，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到住房保障。他们和游离在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外来创业者等，被称为“夹心层”，蜗居在条件艰苦的城乡接合部、居民楼地下室中，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都比较差。 　　中国官方日前发文，要求各地加大投入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改善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认为此举是政府改善打工者在城市居住条件的一个有力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大学生创业公寓、公共租赁房等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所建设的房屋，已在中国西部银川市、西南昆明市、东部连云港等多个城市现身。上海、重庆等大型城市亦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公共租赁房。 　　有媒体期待，希望公共租赁房能够像新加坡、香港等地一样，成为解决低收入打工者居住问题的好方法之一。 　　不过，《经济参考报》等媒体也提醒，公租房政策切勿又好心办不成好事。因为之前已经有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出现“开宝马车入住”以及弃购、空置等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学者呼吁，公共租赁房一定要尽可能体现公益性和公平性，从一开始就应建立起防止腐败的监管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落到实处，让其真正成为城市“夹心层”圆住房梦的民心工程。

中广网北京4月15日消息 广东中山启动积分制入户政策。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曹景行作如下点评。 　　曹景行：今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实行了流动人口的积分制管理办法，也就是让在占全市人口近一半的流动人口有可能通过积分而入户。当然，他们的孩子也就可以入学。中山市的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主要面对高科技人才，高学历人才，一般的打工者甚至是技术工人，还是跨不过这个高门槛。因为当中的许多规定，学历所占得分数就高得多，而一般的打工者只有被评为模范，或者有非常杰出表现才有可能给予入户。 　　中山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规定比较严，主要考虑的可能就是资源。但是过去20-30年，中山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就是靠着外来打工者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时候，要用更多的资源放在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 //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简报：“深圳之窗”特稿第十一期】     免费热线：（0755）88851085     热线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9：00——晚上22：00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徐景安：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位打工者被无理辞退，向仲裁机构申诉，一再推诿。生活无着，又遇黑帮勒索。他几动杀机，或报复杀人，或杀人挣钱 ，或自杀了结。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与中心保持联系，多次来电、并来访，倾诉自己的痛苦与无奈，中心也主动去电，实施跟踪，虽然我们不能帮他解决实际问题，但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进行劝导与抚慰，伴随他度过了危机…… 让人深思的是，他的诉求是正当的合理的，为什么仲裁机构要一拖再拖，非要等到他忍无可忍时再办理呢？只要我们的有关部门有一点正义感与同情心，不至于把他逼向绝路……     被逼绝路、几动杀机     一位中年打工者的辛酸经历     一天上午，情感护理中心接待了一位从关外赶过来的来访者。这之前，情感护理中心朱岭咨询师接到他过好几次打来的电话，我们大致知道他经历：被工厂辞退，工厂也没个说法，丢了工作，生活无着。几句寒暄之后，我们就很快进入正题。     被工厂莫名辞退     我在一家眼镜厂上班，厂里养了两条大狼狗，老板养狗的目的是为了看厂，白天厂里人多，晚上狗才放出来。可是，这样一来就苦了我们这些工人，我上夜班时，被咬过两次，厂里还有许多人也都被咬过。为此事，我向厂里反映，可是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改变，狼狗咬人的事，仍时有发生。弄得工友们尤其像我这样被咬过的人胆战心惊。     这天我又被排到夜班，一想到被咬过两次，我就害怕。于是提出不想上夜班，并且说明了理由，厂方以“不服从工作分配”为由辞退我，并要求我在“声明是自己要求辞工”的文件上签名。新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对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提出申诉并质疑的权利，我提出质疑怎么就是不服从分配了？况且我只是说不想上夜班，并没有说不上；明明是厂方辞退怎么反而要让我签名说是我自己辞工？这不是巅倒黑白吗？后经打听，厂里许多人都是签了那份“自己提出辞工”的声明而后默默地走掉了。     我坚持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说实话我很珍惜这一份工作，我知道自己这把年龄再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是厂方不听我的辩解，只赔付了我一个月的薪酬，就硬把我辞退了。郁闷中回到家里，也没有得到老婆孩子的理解，为了讨个说法，我就请了律师，寻求法律的帮助，可是裁决迟迟不下。我想不到自己一把年纪还遭遇这样的“遗弃”，眼看生活无着，老婆天天愁眉苦脸；想出去找工作又身无一技之长；做点小生意吧，盘算一下本钱不够。无奈、忧愤，对前途没了期望，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被黑帮勒索起杀心     天天往街道办事处跑，询问和等待裁决的结果。工作人员却这事那事，一推再推，爱理不理。不知道什么时候裁决的结果才能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等到结果。打工这些年来又没有积蓄，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我就在等待裁决的间隙，骑自行车在公交车站拉上下班的客人，一天可以挣到二三十元钱。有一天在拉客途中，遇到四五个人，围着我张口就要收多少多少元钱的“保护费”，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他们就恶狠狠地打我，我打110电话报警，想不到他们没有一点惧怕，对我更加凶恨，拳脚相加，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软下来给他们说好话，答应他们改天上缴500元钱保护费，他们这才放过了我。警察二十分钟后才赶过来，他们早就不慌不忙走了。郁郁中回到家里，想到自己一个大男人，受了这么大的窝囊气，再联想到自己被工厂无理辞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冷漠，老婆孩子的埋怨，丢了工作，前途堪忧…….我不仅悲从心起。强烈的报复他人和自杀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知道那个黑帮的老大的家住在哪里，我想先去收拾他。我转身来到厨房，拿起菜刀，到门口又犹豫了，然后又拿起……毕竟有些年龄了，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我想还是应该先等裁决的结果，给老婆孩子有一个交代…….如果他们继续不作为，我要先报复他们…..等待裁决的最后期限两个月过去了，我再次来到街道办事处劳动纠纷仲裁处，依然是熟悉的冷面孔，依然是推诿。但是这次我心已决，我告诉他们，如果再没有结果，我今天就不回去了。他们终于答应给我解决。     我的路在哪里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得到工厂给我的赔偿六千多元钱，除去律师费用两千多，所剩不多。虽然按法律规定，至少应该拿到一万元以上，但是，律师和家人都劝我，就这样算了。我为这事情早已心力交瘁，只好就此罢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呆在家里看老婆的冷面孔，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再出去骑自行车拉客载人，想到黑帮，也不可能去了。出去找工作吧，找了好几家公司，一看我的年龄，就找理由拒绝我。我堂堂一个男人，总不能这样等下去饿死吧，想一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到这个城市，当时正在建国贸大厦，还没有盖好呢。你看现在，深圳发展得多快，城市建设搞得这么好，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这里发展，发达起来，可是我们没有文化的人，只会打工，虽然我也偶尔做过管理，承包过工程，但总不见起色。多数时候，是做保安，做工人，做厨工，年龄在一天天增长，人生却一事无成。     想回老家种田养老算了，可是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积蓄，老家房子都没有盖呢，怎么回去啊？继续呆在这里，又呆不下去。这里消费高，有个工作混着还不觉得，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呆下去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能够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事情做，这个要求不高吧，可是，就这个要求，也不能实现！     这几年来，我常常检讨自己，不能够给老婆孩子好一点的生活，惭愧得无地自容，自己活得没有一点价值和意义。好多次都想过，了结自己算了，曾经去打听过有没有卖肾的地方，我想把肾卖了，给家里留点钱，死了才值得，可是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也想过去杀人，谁谁给我多少万元钱，我杀个谁，把钱留给家人，我就自杀。想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还得回到现实中来，我现在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没有事情做，我人生的路在哪里？我到底该往哪里走？     咨询师护理感言：     …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