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王金刚，30岁，高中学历，河南省濮阳人，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模具保全班班长。他利用工作之余，自学了《模具制造与设计》等专业书籍，学会了CAD制图软件的使用，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工成为公司人人佩服的模具维修高手，车、钳、洗、刨样样精通。曾被日方总经理推荐到日本工厂进修。他提出了“示范、操作、监督、跟踪”工作法，因成绩突出被公司管理方和职工誉为职工“技能三宝”之一，并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拿着钥匙，打开自家的大门，虽然房子还是毛坯的，但在王金刚的想象中，他的家即将会变得温馨、舒适。他和老婆以及5岁的儿子，一家三口马上就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一起看电视、一起吃饭、说说笑笑地过日子。“落了户，明年儿子就可以在天津上小学了。”说这话时，王金刚的眼里满是憧憬。

　　王金刚是一名来自河南的“80后”农民工，目前是天津太平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一名模具维修工。7月22日，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其他6位农民工劳模一起拿到了市政府有关部门配租的廉租房钥匙，并同时领取了市公安局户籍部门颁发的举家落户的准迁证，成为天津新市民。

　　曾经漂泊

　　来津9年搬了七次家

　　刚到天津时和工友租房住

　　1980年出生的王金刚，今年三十岁，正值而立之年。“来天津9年了吧，2001年来的。那时候在一家韩资模具厂做学徒，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块钱的工资，虽然干的活重，拿的钱少，一个月下来几乎剩不下什么钱，但一点儿不觉得累。”王金刚说，刚来天津时，自己什么都不会，只有一张高中文凭和对未来的梦想。和所有打工仔一样，那段时间王金刚和工友一起租房子，大家分担房租，日子过得简单但快乐，充满希望。

　　9年搬七次家最长住一年多

　　9年的时间，王金刚一共搬了七次家。王金刚告诉记者，最开始他和工友一起租住在平房里，后来娶媳妇成家，夫妻俩便和其他人共租一个偏单。“2004年成的家，媳妇也是我们农村的，结婚后就跟我到天津来打工了。那时候，我俩和别人合租一套偏单。2005年儿子出生后，我们就找了一处伙单。屋子也就十几平方米，我、我媳妇、我妈和我儿子四个人住，屋里摆上两张床就满了。”王金刚说，每次租房都是住不了多久就得搬家，最长的一次也就住了一年多，最短的只住了几个月，总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搬家”，比如房东看房价涨了，急着卖房等。

　　儿子刚满周岁就跟着王金刚的父母回农村了。“我和媳妇都打工，没人照顾孩子。再说，在天津也没个家，把孩子带在身边也不方便。儿子走了以后，我们又开始和别人合租一套房子。”王金刚说，每年他和爱人只有在过年或者“十一”这样的长假，才能回老家跟儿子、父母团聚。

　　十平方米小屋床就占一半

　　王金刚和妻子现在租住的房子，是一个六楼偏单中的一间。“家里很乱，要知道你们来，我就提前收拾收拾。”王金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记者看到，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半的空间被一张双人床占据着，床前是一台“古老”的电视机，床的一边地上铺着凉席，上面放着几件衣服；床的另一边有张桌子，上面有些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几乎就是小两口的全部家当。

　　“总搬家，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也不爱收拾，什么东西也不愿意买。”王金刚指着那台笔记本电脑说，这是他身边唯一的“大件”，“下班后，和媳妇看看电视、上上网，和工友们聊聊天，业余生活也就这些了。”

　　如今扎根

　　过年把父母孩子都接来

　　新家房租一个月才50元

　　在王金刚的心里，“金堂家园”这四个字显得格外温暖，因为，他未来的家，就在这个位于东风立交桥下的小区里。王金刚告诉记者，虽然刚刚拿到钥匙，但半个月前，他就已经忍不住偷偷来过小区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会住在几号楼、几门、哪个单元，只知道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区选一套独单。”因为太兴奋，他下了夜班，没顾上睡觉，就直接跑到小区里，看着一栋栋崭新的楼房和绿油油的草坪，心里别提多美了。

　　“要第八次搬家了，这次要常住了，要有自己的家了。”看着新房子，王金刚很高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租金只有50多块，而现在我们和工友两家人合租房子，每月的租金是800块，这样算下来，新房一年的租金比现在和别人合租房一个月的租金还便宜。”

　　准备接父母孩子来津过年

　　王金刚说，现在有了房子，户口也落实了，自己在天津就算是有“根”了。如今，他正在筹划一家人未来的新生活：夫妻俩准备了三万块钱用来装修新房子、添置家具家电，然后把儿子接过来上小学，今年春节还可以把父母一起接过来在天津过年。王金刚告诉记者，他已经和其他六名住在同一小区的劳模约好，这周末，大家一起到新房来和装修公司“团洽”装修的事情。

　　“再过一个多月吧，我就可以搬到新家里来了。”王金刚一边开心地想象着房子装修好的样子，一边算着“乔迁之喜”的时间。

17岁，花季一样的年龄。然而，今年本该上中学的少女寇玉霞却在医院病榻上躺卧了四年。在奔波治疗的日子里，寇家倾尽所有变得家徒四壁。寇玉霞病情恶化后，原本可以跨入大学的哥哥，毅然放弃了学业，南下打工为妹妹挣救命钱。

　　【雪上加霜】

　　贫寒家有了重病人

　　7月20日中午，记者在甘肃儿童医院11楼9床见到寇玉霞时，蜷缩在病榻上的小玉霞全身浮肿、极其虚弱，由于遭受多年病痛的折磨，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五六岁。提起给小玉霞治病，陪伴在小玉霞病床前的母亲程爱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为了给小玉霞治病，家里卖光了口粮，如今还欠下了亲朋的6万元债务！”程爱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4元钱，哽咽着说：“今天我和孩子只吃了三个馒头，现在仅剩这4元钱了……”病房里的几位病友无不唏嘘。

　　今年17岁的寇玉霞是秦安县叶堡乡程崖村人，那年，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寇玉霞全身突发红疹，呕吐不已、头晕目眩、难以站立，经天水市人民医院确诊为“膜性肾病(2期)”，急需住院抢救治疗，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医生估算初期治疗费需近10万元。

　　【倾尽所有】

　　赴外地为女儿治病

　　家里只有5亩薄山地、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母亲程爱花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几年前玉霞的父亲寇桂生因患腰腿病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且最终成了靠双拐行走的“半瘫人”。如今给玉霞治病需要10万元，这对程爱花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一定要救活我的孩子！”程爱花流着泪向乡亲们求助借贷6万元，背起病重的女儿小玉霞，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

　　今年6月25日，花尽了几万元借款后，寇玉霞的病情复发，瘫软在床，无法站立。心急如焚的程爱花向乡亲借了几百元，背起气息微弱的女儿急奔兰州救治，为了节省8元钱的车费，程爱花背着女儿“暴走”20里山路，才搭乘发往兰州的班车赶往兰大二院。挂号、诊断、化验后，小玉霞的病情让医生惊愕，“赶快办住院手续！抢救治疗！”程爱花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800元失声痛哭：“大夫！我只有这点钱了，救救我的女儿吧！”此情此景，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动情，迅速办理住院手续抢救治疗。

　　【南下打工】

　　哥哥放弃上大学

　　21日下午，记者采访时，消瘦的程爱花泪如雨飞，“为了给玉霞治病，上月我将家里仅有的1500斤玉米卖了。”然而就在寇玉霞住院的日子里，她却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病友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这对贫病交加的母女战胜病魔。看到这对母女一天只吃三个馒头，一位海南籍患者拿出500元钱悄悄地塞到程爱花的手里，“孩子患病，应该加强营养，这点钱你们母女去吃顿热饭吧！”兰州一位大娘见此情景后，帮程爱花交了1000元的医疗费。

　　提起大儿子寇国林，程爱花声泪俱下，“为了给玉霞凑医疗费，大儿子国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毅然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原来，大儿子寇国林今年参加高考后，达到了独立院校的录取条件，但他毅然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去深圳打工为妹妹筹集救命钱。如今，小玉霞每天需要800元的医疗费，对这个家徒四壁的山村母亲来说，只能以泪洗面。

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的贵州女孩小张告诉记者，此前遇到经济或生活问题时会先找附近的老乡、同学，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而现在可以直接去找工会了”。

　　日前，浙江首个工会志愿者服务站在杭州正式成立，创办近4年的民间公益组织——“草根之家”也被纳入了这个由新杭州人志愿者组成的工会“基站”。这标志着浙江工会的触角正不断延伸到基层，延伸到外来务工人员最密集的地方，给基层务工人员带去贴心的关怀和帮助。

　　草根之家：打工者的精神家园

　　2006年7月1日，来自江西上饶的徐文财等新杭州人，利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个名叫“草根之家”的网站，作为新杭州人的精神家园。时隔二年多，2008年11月23日，他们又在社区租房创办了“草根之家”文化中心，供新杭州人学习、娱乐和交流。

　　从此，这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志愿组织的自助互助的公益机构在杭州深深扎根，旨在搭建自助互助的爱心平台，凝聚最广大草根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现状。

　　“一直以来，城里人对外来打工者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看法，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我们来说，不管是建立网上精神家园，还是现实中的文化中心，我们只想把打工者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城市居民。”已经在杭州生活16年的徐文财说。

　　据了解，草根之家建立起来后，新杭州人纷纷加入。截至目前，已经有500余名新杭州人加入志愿者服务队，并分成6个小组：法律组帮忙打工者咨询维权；文艺组为新杭州人表演文艺节目，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义工组则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了能够更好地关心外来务工者、爱护外来务工者、维护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杭州市总工会于6月17日将“草根之家”民间组织纳入工会维权体系。

　　杭州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何惜飞告诉记者，在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后，“草根之家”的3位负责人成为了首批志愿者，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广泛组织外来务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工会活动，增强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感情沟通，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二代外来务工者需要身份认同

　　根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4日，浙江台州三名“90后”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网络、手机等相约集体自杀，2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1人获救。三人都因家境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面临众多压力，重负之下选择了轻生。

　　“我们应当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统计，目前草根之家所在地杭州九堡格畈社区已有外来务工人员2万多名，“其中又以二代外来务工者为主，”刘明告诉记者。

　　何惜飞告诉记者，上一代外来务工者进城打工，积攒一定积蓄之后会回到老家造房子或者供养子女，他们更加吃苦耐劳，对居住、生活等各方面环境和条件没有太高的要求。

　　“而新生代外来务工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更高，渴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此来追求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何惜飞说。

　　“我们并不一定要有金钱上的积蓄，更渴望能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刘明说。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现有1.45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受户籍和日渐高涨的房租限制，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到住房保障。他们和游离在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外来创业者等，被称为“夹心层”，蜗居在条件艰苦的城乡接合部、居民楼地下室中，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都比较差。

　　中国官方日前发文，要求各地加大投入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改善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不少人都拍手叫好，认为此举是政府改善打工者在城市居住条件的一个有力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大学生创业公寓、公共租赁房等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所建设的房屋，已在中国西部银川市、西南昆明市、东部连云港等多个城市现身。上海、重庆等大型城市亦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公共租赁房。

　　有媒体期待，希望公共租赁房能够像新加坡、香港等地一样，成为解决低收入打工者居住问题的好方法之一。

　　不过，《经济参考报》等媒体也提醒，公租房政策切勿又好心办不成好事。因为之前已经有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出现“开宝马车入住”以及弃购、空置等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学者呼吁，公共租赁房一定要尽可能体现公益性和公平性，从一开始就应建立起防止腐败的监管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落到实处，让其真正成为城市“夹心层”圆住房梦的民心工程。

新加坡《联合早报》21日刊发韩咏红的文章《珍惜打工者的爱与痛》，文章从一个打工妹诗人的诗作谈到当今农民工地位之问题，文章注意到中国领导层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

　　文章摘编如下：

　　无意中看到广东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作：“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惫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她是2007年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得主。2001年，21岁的郑小琼从四川老家到东莞打工，最初被老板欠过工资，后来到五金厂打工5年，其中两年在流水线上负责将铁片安到超声波下轧孔，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万多次，拇指盖曾被超声波打断。在生活的痛苦与耻辱感压力下，开始写诗。

　　几年前，都市媒体对她做了不少介绍，写她在工厂里偷偷写诗，周围同事包括父母都不知道，甚至连得奖她都没告诉父母，以免父母提出“写诗歌赚钱吗”的问题。但是，她的敏锐笔触却有力地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下，上亿农家子弟进城将青春献给工厂、给流水线、给出口企业，给城市的运转。他们的付出给国家带来显着的出口增长率，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津贴了国外消费者购买“made in China”廉价商品，实现国内各种基础建设与社会服务，但是农民工本人所得的却极微薄。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 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我最近才仔细读了这些诗作，愧觉自己发现得太晚。

　　在今年背景下，重温有关农民工处境的文学作品，感觉到现实的沉重。繁荣，总是踩着底层的牺牲而建立起来，至少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情况都是如此。问题是，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阶段，才是农民工获得更公平回报的时候？

　　工人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福利的呼声强烈。但是放到大格局里看，要求他们继续为所谓的集体利益抑制个体要求恐怕是不现实的。当国内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发展起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国庆大阅兵等盛会不断传递国家富强的信号；看着城市里先富阶层吃香喝辣，工人们很难不产生不平感想。

　　何况，农民工收入低，并不全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还包括体制性不平等因素，如备受批评的城乡二元体制。用郑小琼受访时说过的话，因为没有本科学历或城市户口，很多农民工即使在企业里做到管理层，也始终是在体制外，那不是叫候鸟，是“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

　　今年初，中国国家领导人明显将更大的注意力投射到弱势群体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全国“两会”上留下“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警句，年初以来领导人的承诺还包括让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增加劳动者报酬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最近各地涌现的加薪潮，以及政府对罢工活动基本中立的态度，证明那些表态并非光说不练。时代的变化也不允许政府、企业以至社会继续对底层劳动者的牺牲无动于衷，社会矛盾对稳定构成的挑战，以及产业转型的迫切性，都在要求各界正视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不合理、不平等与不可持续。再者 ，随着社会总体文明的提升，底层的故事开始刺痛更多人的神经，踩着别人的牺牲建立起来的GDP，越来越不能让人感到骄傲。

　　新制度与新观念正在从旧体制里剧烈挣扎着力求横空出世，虽然阻力依然存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可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也可能是充满犹豫蹒跚的时代，在沉默无声与压抑感中任由进步力量逐渐退化。

　　所幸，中国社会的底蕴——教育的普及、民族振兴的集体历史使命感、底层的觉醒，都会拒绝“集体退步”这一结果。吊诡的是，广大底层劳动者曾是经济建设的主力，现在他们将成为国家转型的一股推动力。至于说，工人普遍加薪会把外资吓跑，这多少有点吓唬人的味道，新增的成本压力，可以通过生产力提升来抵消。

　　我还想引用郑小琼的诗，她的《黄麻岭》这样写道：“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也许，早年的中国工人与农民工曾经是这样的：在国家建设初期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付出了一切，最后剩下苍老回家。这不应该再次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无可逃脱的命运。

中广网北京4月15日消息 广东中山启动积分制入户政策。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曹景行作如下点评。

　　曹景行：今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实行了流动人口的积分制管理办法，也就是让在占全市人口近一半的流动人口有可能通过积分而入户。当然，他们的孩子也就可以入学。中山市的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主要面对高科技人才，高学历人才，一般的打工者甚至是技术工人，还是跨不过这个高门槛。因为当中的许多规定，学历所占得分数就高得多，而一般的打工者只有被评为模范，或者有非常杰出表现才有可能给予入户。

　　中山的这个制度之所以规定比较严，主要考虑的可能就是资源。但是过去20-30年，中山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就是靠着外来打工者所创造的价值，而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时候，要用更多的资源放在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简报：“深圳之窗”特稿第十一期】
    免费热线：（0755）88851085
    热线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9：00——晚上22：00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徐景安：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位打工者被无理辞退，向仲裁机构申诉，一再推诿。生活无着，又遇黑帮勒索。他几动杀机，或报复杀人，或杀人挣钱 ，或自杀了结。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与中心保持联系，多次来电、并来访，倾诉自己的痛苦与无奈，中心也主动去电，实施跟踪，虽然我们不能帮他解决实际问题，但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进行劝导与抚慰，伴随他度过了危机…… 让人深思的是，他的诉求是正当的合理的，为什么仲裁机构要一拖再拖，非要等到他忍无可忍时再办理呢？只要我们的有关部门有一点正义感与同情心，不至于把他逼向绝路……

    被逼绝路、几动杀机

    一位中年打工者的辛酸经历

    一天上午，情感护理中心接待了一位从关外赶过来的来访者。这之前，情感护理中心朱岭咨询师接到他过好几次打来的电话，我们大致知道他经历：被工厂辞退，工厂也没个说法，丢了工作，生活无着。几句寒暄之后，我们就很快进入正题。

    被工厂莫名辞退

    我在一家眼镜厂上班，厂里养了两条大狼狗，老板养狗的目的是为了看厂，白天厂里人多，晚上狗才放出来。可是，这样一来就苦了我们这些工人，我上夜班时，被咬过两次，厂里还有许多人也都被咬过。为此事，我向厂里反映，可是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改变，狼狗咬人的事，仍时有发生。弄得工友们尤其像我这样被咬过的人胆战心惊。

    这天我又被排到夜班，一想到被咬过两次，我就害怕。于是提出不想上夜班，并且说明了理由，厂方以“不服从工作分配”为由辞退我，并要求我在“声明是自己要求辞工”的文件上签名。新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有对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提出申诉并质疑的权利，我提出质疑怎么就是不服从分配了？况且我只是说不想上夜班，并没有说不上；明明是厂方辞退怎么反而要让我签名说是我自己辞工？这不是巅倒黑白吗？后经打听，厂里许多人都是签了那份“自己提出辞工”的声明而后默默地走掉了。

    我坚持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说实话我很珍惜这一份工作，我知道自己这把年龄再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是厂方不听我的辩解，只赔付了我一个月的薪酬，就硬把我辞退了。郁闷中回到家里，也没有得到老婆孩子的理解，为了讨个说法，我就请了律师，寻求法律的帮助，可是裁决迟迟不下。我想不到自己一把年纪还遭遇这样的“遗弃”，眼看生活无着，老婆天天愁眉苦脸；想出去找工作又身无一技之长；做点小生意吧，盘算一下本钱不够。无奈、忧愤，对前途没了期望，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被黑帮勒索起杀心

    天天往街道办事处跑，询问和等待裁决的结果。工作人员却这事那事，一推再推，爱理不理。不知道什么时候裁决的结果才能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等到结果。打工这些年来又没有积蓄，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我就在等待裁决的间隙，骑自行车在公交车站拉上下班的客人，一天可以挣到二三十元钱。有一天在拉客途中，遇到四五个人，围着我张口就要收多少多少元钱的“保护费”，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他们就恶狠狠地打我，我打110电话报警，想不到他们没有一点惧怕，对我更加凶恨，拳脚相加，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好软下来给他们说好话，答应他们改天上缴500元钱保护费，他们这才放过了我。警察二十分钟后才赶过来，他们早就不慌不忙走了。郁郁中回到家里，想到自己一个大男人，受了这么大的窝囊气，再联想到自己被工厂无理辞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冷漠，老婆孩子的埋怨，丢了工作，前途堪忧…….我不仅悲从心起。强烈的报复他人和自杀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知道那个黑帮的老大的家住在哪里，我想先去收拾他。我转身来到厨房，拿起菜刀，到门口又犹豫了，然后又拿起……毕竟有些年龄了，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我想还是应该先等裁决的结果，给老婆孩子有一个交代…….如果他们继续不作为，我要先报复他们…..等待裁决的最后期限两个月过去了，我再次来到街道办事处劳动纠纷仲裁处，依然是熟悉的冷面孔，依然是推诿。但是这次我心已决，我告诉他们，如果再没有结果，我今天就不回去了。他们终于答应给我解决。

    我的路在哪里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得到工厂给我的赔偿六千多元钱，除去律师费用两千多，所剩不多。虽然按法律规定，至少应该拿到一万元以上，但是，律师和家人都劝我，就这样算了。我为这事情早已心力交瘁，只好就此罢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呆在家里看老婆的冷面孔，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再出去骑自行车拉客载人，想到黑帮，也不可能去了。出去找工作吧，找了好几家公司，一看我的年龄，就找理由拒绝我。我堂堂一个男人，总不能这样等下去饿死吧，想一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来到这个城市，当时正在建国贸大厦，还没有盖好呢。你看现在，深圳发展得多快，城市建设搞得这么好，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这里发展，发达起来，可是我们没有文化的人，只会打工，虽然我也偶尔做过管理，承包过工程，但总不见起色。多数时候，是做保安，做工人，做厨工，年龄在一天天增长，人生却一事无成。

    想回老家种田养老算了，可是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积蓄，老家房子都没有盖呢，怎么回去啊？继续呆在这里，又呆不下去。这里消费高，有个工作混着还不觉得，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呆下去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能够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事情做，这个要求不高吧，可是，就这个要求，也不能实现！

    这几年来，我常常检讨自己，不能够给老婆孩子好一点的生活，惭愧得无地自容，自己活得没有一点价值和意义。好多次都想过，了结自己算了，曾经去打听过有没有卖肾的地方，我想把肾卖了，给家里留点钱，死了才值得，可是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也想过去杀人，谁谁给我多少万元钱，我杀个谁，把钱留给家人，我就自杀。想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还得回到现实中来，我现在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没有事情做，我人生的路在哪里？我到底该往哪里走？

    咨询师护理感言：

    这个个案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一批很早就来到这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付出了自己蓬勃的青春陪伴着这个年轻的都市成长。这个曾经偏僻落后的小渔村，短短二三十年间变得越来越繁华，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有活力，也越来越大气，可他们渐渐跟不上这个城市矫健向前的脚步，他们已青春不在。

    房子，车子，对他们来说是永远遥不可及的奢想。他们，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但是，缺乏知识、学历、技能的他们，生命在一天天老去，只能够无奈地等待着被这个日渐繁华的大都市的无情淘汰。他们活得那样的卑微……

    为什么当老板的那么无情又无理，对于弱势的他们肆意欺凌？为什么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那么冷漠和推诿，不能尽职地主持公道，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对这样一批与城市共同成长的建设者，面临淘汰绝境时不能提供应有的保障？在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深圳，这样的低收入、无保障的人宄竞有多少？

    所有这些，都已超过了情感护理的范围。我们只能在情感上给以关怀、同情、理解、接纳、鼓励、劝慰，以避免悲剧的发生。非常幸运的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能够听取我们的意见，以理性对待发生的一切。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过得更好，而不能赔上自己的生命、更不能报复杀人来泄愤，这样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无益。活下去，总有机会。

    最近，中心再次打电话回访，得知他已经回到遥远的老家，在哥哥家住了几天后，他只身一人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把这篇文字读给他听，当我读到一半的时候，电话那一边，传来一个男人的阵阵的抽泣声：“我在父母面前也没有哭过，我真的很感谢，谢谢你们的理解，谢谢你们的关怀。”

    我们在心里，也默默地祝愿他，愿他能够平安，愿他能够保重。

　　杨宏海　　（时任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首届“青年文学奖”评委，现任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颁奖现场。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丽虹 摄

南山文化走廊曾为深圳文学青年们提供了抒发情感的舞台。资料图片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１日，我市创立“青年文学奖”，以奖励深圳新人新作，鼓励反映特区生活的文学作品。当年有８部作品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其中《别人的城市》、《下一站》、《青春驿站》、《可厌的风雨夜》４部均为“打工文学”作品。

　　今天，已举办６届的深圳“青年文学奖”成为了国内最早接纳“打工文学”的主流文学奖。“打工文学”，作为经济特区建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从零起步，风雨过后见彩虹，一步步走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特区打工者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品牌。

　　“不写就会疯了！”

　　出现这么典型的打工文学现象，与深圳这座年轻城市密切相关。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几十万在深打工者的平均年龄只有２６岁。

　　那时深圳的文化设施非常少，劳务工整天就是上班，回宿舍睡觉，非常缺少文化生活，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深圳街头还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下班之后，六七点钟，大批打工者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些居民住房门前总是站着一堆堆的打工者，探头探脑，想看电视，居民赶他们也赶不走。

　　年轻人还是非常需要精神生活的，当打工潮兴起，第一代农民工从农业文明一下子进入了都市文化，冲突很大，有很多的感想要写出来，特别是来自蓝领阶层的打工者，这种倾诉的欲望更为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文学感觉和爱好的打工者就拿起笔，抒写自己的生活感悟。打工文学作家吴海珠就说：“打工生活的磨炼与对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要写小说的强烈冲动。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写就会疯了。”

　　最原始的打工文学来自“厕所涂鸦”

　　最原始的打工文学，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是很多打工仔、打工妹他们自己的涂鸦，而且很多是在厕所里面的。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很不雅，但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很多工厂都没有工会、也没有黑板报，厕所好歹算是一个公共空间，文学青年都有表现欲，厕所“涂鸦”至少使他们的作品有了读者。我当时曾到蛇口三洋厂、康佳电子厂等工厂做过调研，员工就带我到厕所里亲眼看过“厕所涂鸦”，写得密密麻麻的，黑压压的一片。

　　有一首写在厕所里的打工“诗歌”这样写道：“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很原生态地用一到十的数字把他们一天的生活写出来，而且非常巧妙。比如因为上班要打卡，而且那时候很多厂连大小便都是要计算时间的，所以动作要快，你看“两脚齐飞”多形象。虽有夸张的地方，但非常真实地反映出打工者紧张的工作节奏和单调的生活内容。

　　打工文学刊物每期发行５０万份

　　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打工文学”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被正式提出来。１９９１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２期发表，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打工文学的名字和概念，认为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基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那时深圳涌现出了以林坚、张伟明、安子、黄秀萍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作家。其中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的《下一站》为早期的打工文学定了调，就是一种漂泊感、无奈感，当然也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那就是你可以炒老板，但炒完老板后下一站在哪呢，所以是一种很沉重的潇洒。

　　随后，打工文学在珠江三角洲包括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等城市“全面开花”，深受打工阶层的欢迎。当时以打工文学为主的《佛山文艺》发行最多的时候每期达到５０万份，深圳不少打工者的床头都放着一本。深圳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一个内部刊物也有１０万份的发行量。我那时采访过很多打工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看的书有三种，其中第一种就是反映他们自己生活的书。所以打工文学迎合了打工阶层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在打工阶层中异常受欢迎。

　　作品得奖了作者却找不到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工文学并不被主流文学界所认可，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打工文学作品虽然有着非常鲜活的生活基础，但缺乏文学性。

　　在这种大背景下，打工文学作者经常向我抱怨，他们投往主流文学刊物的作品往往受到漠视。１９９２年，深圳创立了“青年文学奖”，这个奖虽然不是为打工文学而立，但为深圳打工文学作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展示平台。在这么多年的“青年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有一种情况一直让我很感慨：打工生活是如此的漂泊、不稳定，很多打工者写作品时用的是笔名，当获奖时，人却离开找不到了。我记得有一个叫冰野的打工女作者，她写了一篇散文叫《我想有个家》，当她获得“青年文学奖”时，人已经离开深圳了，颁奖时只好找人帮忙转告，但最后也不知道有无转告成功，这种情况在打工文学作者中非常普遍。

　　现在的打工者比起第一代打工者来说，无论文化素质还是生活环境都要好，因此，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在审美、反映的生活、文学样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并且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网络当中。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２０１１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告词征集过程中，全国有很多专家名流参与投标，最后中标的是来自深圳一位叫郑慧琦的打工妹的作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话其实就是她在外资厂打工的切身体会，特区打工者的视野已经由关注自己的生活扩大到了世界，这或许预示着未来打工文学的某种发展方向。

　　时间 内容

　　１９８４年 林坚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第３期，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

　　１９９１年 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先后在《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连载，在打工阶层中产生轰动效应，该小说被誉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认为打工文学“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１９９２年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安子的《青春驿站》、黄秀萍的《可厌的风雨夜》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

　　２００８年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２００８打工文学――北京论坛”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并收藏了部分打工文学作品，标志着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工文学终于得到了主流文化界的认同。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７日 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社和宝安区委共同创办的《打工文学》周刊创刊。

　　打工文学大事记

　　华龙网4月23日12时20分讯（万州站记者黄金华、通讯员谢雨君）23日，由返乡打工者捐款修建的重庆市奉节县“茂平爱心敬老院”，在永安镇三马后山新竹社区动工修建。

　　据奉节县民政局姜正富局长介绍，当天动工修建的这座爱心敬老院，占地面积980平方米，建筑面积1421平方米，总投资166万元。其中，122万元为敬老院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投资20万元，建600平方米的院内绿化工程；敬老院床、被、桌、椅、柜、电视机等80套设备配置将投入24万元。敬老院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奉节县首个标准化示范敬老院。

　　据了解，该敬老院的建设资金，有100万元由该县红土乡三星村返乡打工崽蒋茂平捐赠，占工程总投资的60.2%。蒋茂平因出身偏远山区，19岁时，便先后在湖北、河南、山西一带务工，经过20余年打拼，现为山西省临汾市渝飞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奉节县在外发展成功人士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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